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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发布最新公告 为保障第十二批在韩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迎回安葬工作顺利进行 9月11日12时起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闭园、闭馆 9月13日11时30分恢复开放 尊敬的社会各界人士： 为保障第十二批在韩中国...

1962年，顶不住压力的浦安修主动和彭德怀离婚。离婚后，彭德怀很伤感，那天，他突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：“要是她，肯定不会离开我。”这个“她”到底是谁呢？彭德怀一生以耿直著称，敢讲真话，敢担责任。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，他始终把国家和人民放在第一位，把个人的安危和得失抛在脑后。他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，也是许多人心中真正的民族脊梁。可他辉煌的一生中也留下了遗憾。为了国家的大义，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军事与革命事业上，而对家庭却始终未能顾及。他一生有过三段感情经历，其中两次正式的婚姻，可最终都没能留下子嗣。彭德怀的第一段婚姻发生在军阀混战的年代，那时包办婚姻很常见。刘坤模，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，就这样成了年轻的彭德怀的妻子。两人生活时间并不长，平江起义爆发后，情况紧急。为了保护刘坤模的安全，彭德怀让她回老家避难，并承诺革命胜利后会去接她。这一别，却变成了永远的分别。乱世之中，音信全无，刘坤模只能在家乡辗转生存，生活困顿，甚至不得不靠乞讨维持。多年后，抗日战争爆发，刘坤模偶然从报纸上看到彭德怀的消息——此时他已是八路军副总司令。她内心难以平静，写信表达了想要重逢的愿望。彭德怀收到信时，心中百感交集，立刻回信，邀请她来延安。十年未见，两人都已发生很大变化。得知刘坤模已经改嫁并育有子女，彭德怀表示理解。最终，他们选择放下过去，各自生活，但仍保持友好的联系。彭德怀的第二段婚姻，则发生在延安的战火年代。那时，他已四十岁，但依然单身。战友陈赓为他操心婚事，安排他与浦安修相识。浦安修出身书香门第，思想进步，她被彭德怀的革命热情和为人所吸引。两人很快相互倾心，并在认识不久后结为夫妻。婚后，浦安修在生活上对彭德怀照顾周到，为他洗衣做饭，料理家务，还悉心照料他的胃病。在艰苦的战时环境中，他们互相依靠，彼此慰藉。彭德怀在外威严，但在家里对妻子关怀备至。有一次，浦安修行军途中受伤，彭德怀亲自为她洗脚、挑水泡；还有一次，她在日军轰炸时失踪，彭德怀焦急万分，直到她平安归来，才稍稍安心。在这些细节中，可以看到战争年代夫妻之间的真情与互助，即便生活环境艰难，他们依然尽力照顾彼此，也让这段婚姻在风雨中维持了温暖与坚韧。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，彭德怀回到北京，本以为可以和浦安修过上平静的生活。1962年，彭德怀的事业跌入低谷，浦安修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。在多方压力下，浦安修最终选择与彭德怀离婚。关于彭德怀和浦安修离婚的经过，流传着几种不同说法。有人说，当时彭德怀切了一个梨，让浦安修决定是否吃下，以此表达她的态度。浦安修最终吃下了梨，也就意味着她选择离开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彭德怀当时明确表示不愿意离婚，但浦安修仍坚定地做出了分开的决定。无论哪种版本，婚姻最终还是以分离收场。离婚之后，两人再没有重逢。彭德怀晚年病重时，多次表示希望能够见浦安修一面，但她始终没有答应。直到彭德怀去世，浦安修才出现在追悼会上，为过去画上一个迟来的告别。晚年的浦安修，对这段婚姻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她整理出版了《彭德怀自述》，或许也是为了弥补心里的遗憾，也让后人能够了解这位伟人的另一面。彭德怀的两段婚姻，各有不同的结局，也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。在动荡的年代里，刘坤模和浦安修都做出了各自的选择。她们的决定，并非简单的对错，而是当时现实环境下的无奈与必然。

抗美援朝27个军中，毙伤俘敌数量大于自身兵力的共有4个军。这4个军就是第15军，第38军，第67军和第68军。第15军在上甘岭战役中展现了中国军魂；第38军被彭老总赞誉为万岁军。第67军战斗到连军长李湘都牺牲在了异国他乡；奇袭白虎团的第68军，更是曾粉碎了美军的坦克劈入战，反坦克经验被推广至全志愿军。这些部队的战绩背后，是我们志愿军冒着极寒的环境、顶着枪林弹雨下的艰苦卓绝，是不畏敌方火力、敌强我弱下的舍生忘死，他们身上流淌的精神，至今仍是我国军队的灵魂。

毛泽东不是神？对。但毛泽东也绝非普通人！这从他的几次战役以及重大决策就可以看出来。他以卓越的战略眼光、非凡的胆识气魄，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抉择，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轮破浪前行。1927年8月，毛泽东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，最初制定了分三路合攻长沙的军事行动。然而，现实的严峻远超想象，敌强我弱的形势下，攻打中心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冷静与洞察力，他深入剖析局势，力排众议，作出“放弃攻打中心城市，到偏远农村去保存革命力量”的决策。这一决策如同一道曙光，拉开了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向乡村转移的大幕，点燃了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星星之火，成为党领导革命斗争走向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历史性转折点。它意味着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符合国情的独特道路，为日后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，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党和红军命运的关键转折点。当时，红军面临着敌军的围追堵截，党内也面临着思想路线的混乱与分歧。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拨乱反正，重新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。此后，他指挥红军展开了精彩绝伦的四渡赤水之战。面对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，毛泽东以其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，不拘一格、巧出妙棋。红军忽东忽西，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，一渡赤水摆脱尾敌，改变被动局面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，取得遵义大捷；三渡赤水佯动川南，打乱敌军布防；四渡赤水甩掉敌军，跳出追剿合围。这一系列神来之笔，绝非普通军事家能够谋划。四渡赤水绝对不是事先设计好的，每一行动都是因地因时因敌因势，坚定灵活、机断行事，使敌人扑朔迷离，疲于奔命，而红军则化险为夷、绝境重生，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，重新获得了主动权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，成为军事史上运动战的典范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毛泽东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，科学分析中日力量对比等诸多因素，发表了《论持久战》。当“亡国论”和“速胜论”甚嚣尘上之时，他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，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。这一论断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方向，坚定了人们抗战的信心。在毛泽东的领导下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在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，通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，建立抗日根据地，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，逐渐成为抗击日军的中流砥柱。解放战争时期，毛泽东指挥的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更是展现了其超凡的军事智慧和战略决策能力。在辽沈战役中，毛泽东力主先打锦州，关闭东北国民党军的陆上退路，形成“关门打狗”之势。这一决策极具战略眼光，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最终，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东北全境解放，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稳固的后方基地。淮海战役，在兵力对比并不占优的情况下，毛泽东统筹全局，指挥人民解放军以少胜多，歼敌55万余人，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地区，使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兵锋之下。平津战役中，毛泽东采取“先打两头、后取中间”的策略，成功实现了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，最终通过军事打击与和平谈判相结合的方式，解放了北平、天津等重要城市，使华北地区基本获得解放。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0多万人，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，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。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，更彰显了毛泽东作为伟大战略家的胆识与气魄。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，百废待兴，百业待举，急切需要和平建设，而出兵朝鲜困难重重，中美两国国力极不对称、相差巨大。在1950年国庆节后十几天内，中央反复开会研究。面对多数人列举的种种困难，以及苏联在出动空军问题上一再退缩，毛泽东经过多天昼夜思考、反复权衡，以“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”的坚定信念，作出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断。他坚定地说，“我们认为应当参战，必须参战，参战利益极大”“对中国，对朝鲜，对东方，对世界都极为有利”，反之，“不参战损害极大”。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抗美援朝伟大决策的指引下，志愿军不畏世界头号强敌，敢打必胜、英勇牺牲，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，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，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。从秋收起义到抗美援朝，毛泽东在每一个历史关键节点的决策，都不是基于简单的军事考量，而是综合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国际形势等诸多因素，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出发。他的决策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与灵活运用，又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。他善于透过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，准确地把握局势的发展趋势，因势利导，做出正确的抉择。

毛主席的5大遗憾：第一：没有活到一百岁他生前曾说：“七十三八十四，阎王不叫自己去。”他多次和亲友说，按照老传统，如果人可以活过这两个年龄，就能活到一百岁。其实毛主席一直注重身体锻炼，据他和卫士说，他青年时期就习惯用冷水洗澡，即便在冬天。上学时，他还写过《体育之研究》。晚年时，毛主席的身体也很好，除了眼睛动过手术，身体无大碍，一直在最后两年。他老人家晚年一直在用意志和和病魔对抗，如果真的撑过84岁，或许真能活到100岁。但遗憾的是，毛主席逝世时终年83岁。但毛主席的遗体被永久保存了下来，这是华国锋同志的伟大决定。第二，失去了大儿子毛主席与杨开慧同志的长子毛岸英，自小在革命烽火中辗转成长，虽历经磨难却始终怀揣着对家国的赤诚。1950年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，毛岸英主动请缨奔赴前线，他说“我是主席的儿子，更该去最危险的地方”。在美军空袭中，毛岸英不幸牺牲，年仅28岁。噩耗传来时，毛主席久久沉默，手中的烟燃尽了都未曾察觉，随后只缓缓说了句“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”。这份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，成了他心中难以愈合的伤口。多年后，他还曾对身边人说，岸英要是活着，或许能为国家做更多事，这份未能见证儿子成长、未能共享太平的遗憾，始终萦绕在他心头。第三，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是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，虽不懂革命道理，却始终支持儿子的事业。1919年，文七妹病重，彼时毛主席正忙于组织驱张运动，奔波于长沙与北京之间。当他接到母亲病危的家书星夜赶回韶山时，母亲已溘然长逝。他在母亲灵前长跪不起，写下《祭母文》，字里行间满是“养育深恩，春晖朝霭”的追思与愧疚。后来他多次提及，母亲一生操劳，自己却未能在她临终前侍奉左右，这是“为人子最大的憾事”。这份未能尽孝的遗憾，折射出他在革命理想与家庭责任之间的艰难抉择，也让我们看到伟人温情而遗憾的一面。第四，梦想是当了一名老师，最后成了革命家青年时期的毛主席，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，那时他最大的愿望是“以教书育人为己任，唤醒民众觉悟”。他在长沙开办夜校，为工农子弟授课，还曾计划在韶山建立一所理想中的学校。但时代洪流推着他走向了更广阔的战场——当国家主权被践踏、人民深陷水火，他意识到“教育救国”虽重要，却需先打破旧世界的枷锁。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，从长征路上到延安窑洞，他成了引领中国革命的舵手。晚年时，他还曾笑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：“我本想做个教书先生，没想到成了打天下的人。”这份职业理想与现实选择的偏差，虽成就了民族解放的伟业，却也藏着一份对初心的怀念。第五，祖国没有统一自青年时期立志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，毛主席便将国家统一视为革命的重要目标。解放战争后期，他曾积极部署解放台湾的计划，只为实现“中华民族大一统”的夙愿。然而，由于复杂的国际形势与历史因素，这一愿望终未在他有生之年实现。1975年，他在病榻上仍牵挂着台湾问题，多次向身边人询问海峡两岸的情况。这份未能亲眼见证祖国完全统一的遗憾，既是他个人的牵挂，也是那个时代留给后人的使命。如今，实现祖国统一已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，而这也正是对伟人遗愿的最好告慰。

陈凯歌执导抗美援朝战争大片《志愿军：浴血和平》，宣布定档2025年9月30日国庆档上映。系《志愿军》三部曲系列终章，聚焦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后，直至签署停战协议期间“边打边谈”的作战历程。

日本人曾经这样评价过抗美援朝战争，中国如果不出兵，美国人不会打到中国去，而美国人却用了超过3000本著作来评价这场战争，将中国志愿军的英勇作战视为壮举，言外之意说，美国人是被打服了，这场战争是中国崛起之战。1950年，中国志愿军悄悄跨过鸭绿江。没人能想到，这支装备落后的队伍，会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一场又一场让世界震惊的战役。长津湖的雪地里，整连的战士保持着冲锋的姿势冻成冰雕，手里还紧紧攥着步枪。上甘岭的坑道里，士兵们用身体堵住枪眼，用石头和刺刀与敌人周旋。他们没有先进的坦克集群，没有足够的空中支援，却靠着双脚跑赢了美军的汽车轮子，靠着顽强的意志顶住了一轮又一轮的炮火轰炸。美军一开始根本没把这支队伍放在眼里。他们带着二战胜利的傲气，以为很快就能结束战斗。直到云山战役，志愿军突然出现在美军侧翼，用夜战和近战打乱了他们的部署，号称“开国元勋师”的美军骑兵第一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。从那以后，美军才真正意识到，眼前的对手绝非等闲之辈。在之后的三年里，双方在朝鲜半岛展开了反复拉锯。志愿军总结出了“坑道战”“冷枪冷炮运动”等独特的战术，用最简陋的装备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战场奇迹。上甘岭战役中，美军倾泻了超过190万发炮弹，把山头削低了两米，却始终没能突破志愿军的防线。这场战役后来被写进美国军事教材，成为研究“对手韧性”的经典案例。战争结束后，美国开始了对这场战争的密集研究。从军方的作战报告到学者的学术专著，再到老兵的回忆录，三千多本著作从不同角度剖析着这场战争。他们谈论战略失误，分析装备差距，却总绕不开对志愿军士兵的评价——“他们有着钢铁般的意志”“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完成了任务”“这是一场让人敬畏的战斗”。这些文字里没有贬低，更多的是一种正视对手后的尊重，是被打服后的清醒认知。对中国而言，抗美援朝的意义远不止于战场的胜利。在此之前，中国经历了百年战乱，在国际上处处受制。这场战争让世界看到，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国家，中国军队有能力在正面战场与最强大的对手抗衡。战后，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正视这个东方古国的力量，为后来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和平环境和国际空间。如今再看那些关于抗美援朝的著作，无论是美国人的研究，还是中国人的回忆，都指向同一个事实：这场战争不是选择题，而是必答题。志愿军的鲜血没有白流，他们用牺牲换来了几十年的和平，也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当我们翻开那些泛黄的书页，看到的不只是一场战争的记录，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丰碑。你心中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

【新中国七战全胜】抗美援朝从纯军事角度看是打成平手，政治角度看是成功阻止敌人达成战略目的，所以我们是胜利者，对美国来讲，打平就是输，对中国来讲是赢！那个年代，军事将领如云，枪林弹雨走过来的，都是久经沙场老将按照历史，一旦一个王朝没有战争，科技发展就会有所停滞，参考明朝，清朝而如今的中国不同，我们就像墨家一样，并不支持战争，但也不反对先进的战争防守利器，所以科技不会停止发展，军队也不会衰落！

我听说过抗美援朝的人和事儿很多，因为我们一条街里就有七个上前线的。六个安然无恙回来的有三个是五保户，也是打了一辈子光棍儿的。所以，闲来无事儿说起在朝鲜的事儿也就很平常。但有一个是从来不说这些事儿的。别人也很少说他。他其实是唯一一个上过中学的，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在国民党军队待过的，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在上甘岭待过二十多天的。那个时候，他的职务是副营长。他是因为冻得厉害，再加上营养不良，伤势严重而被送回国内的医院治疗的。他在医院里待了几个月。这期间，刚好是签订停战协议的前夕。他的伤口全都好了，按规定，他应该回归原来的部队，重新回到前线。如果他当时回归部队，那他应该刚好会接到对他的部队的嘉奖令和新的任命——因为那个时候他所在的部队刚刚回到国内。但他做了一个他或许会终生后悔的决定。他在接他的人来到医院之前自行离开医院，自行回了家。这个说白了其实应该就是当了逃兵。他没有被追究自行离开部队的责任——原部队的人过了一些时间也找过他，相关组织也给他补办了复员手续，但嘉奖提拔的事儿自然也就跟他无关了。他从此以后一直不能干重活，怕冷，走路也都微微弯着腰。老兵落实政策的那一年他还活着，给他定的补助金很高，比村里另外一个活着的要高好几倍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是唯一一个从来都不提他当兵作战经历的人。他也不合群。

朝鲜战争中，志愿军125师不敌美军受到重创后，作为师长的王道全，竟然丢下后面的友军，擅自带着队伍后退改变计划，收到消息的军长气得把碗一摔：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们也能成为万岁军！1950年11月下旬，志愿军第二次战役正在紧张进行。42军和38军分别被派往宁远和德川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当时42军作为相对年轻的部队，承担着重要的穿插任务。125师是42军的开路先锋部队，师长王道全应组织部队调集力量继续攻击。王道全1918年出生于山东寿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，1937年参加八路军。125师原本是一支地方部队——通化支队，后来改编成辽东军区独立第2师，1948年3月改编成东北野战军第5纵队第14师。林彪、刘亚楼给他们的评语是”游击战经验多，有朝气，有猛冲精神”。在攻打宁远的初期阶段，125师表现不错。他们的尖刀营悄悄潜入宁远城内，搅得美军措手不及，阵地一片混乱。但当部队继续向肃川、顺川穿插时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1950年11月28日晚，42军继续向顺川攻击前进，具体部署是”125师沿假仓、月浦里路线攻击前进，消灭沿途残敌，攻占月浦里后，迅速抢占顺川；124师尾随125师跟进，准备投入决定方向之作战”。然而在新仓里，125师遭遇了美军骑兵第1师第7团的顽强阻击。面对敌人的猛烈火力，特别是坦克群的冲击，125师逐渐陷入了困境。前一天晚上373团2营一度攻了进去，没站稳就遭到反击，伤亡了300多人。关键时刻到了。11月29日晚，胡继成和郭宝恒到达125师指挥所时，125师师长王道全、政委谭文邦、副政委王淮湘正在研究作战事宜，犹豫打还是不打。王道全直接对胡继成说：“首长，你看怎么办？你说打，咱就打。你说不打，咱就不打。”这句话暴露了王道全作为师长在关键时刻的犹豫不决。研究到30日凌晨1时，决定打。郭宝恒赶紧跑回124师，向代师长苏克之报告。124师刚行动，125师却因为战斗决心动摇，在2时撤下来了，于是124师只好跟着撤下来。这次擅自撤退带来了严重后果。天亮后，因为组织不严、隐蔽不当，两个师的山炮营都遭到美军飞机轰炸，损失了10门炮、炮弹190发、人员伤亡64人、马伤亡74匹。王道全的这个决定不仅影响了125师，还连累了124师，可以说是丢下了后面的友军。30日黄昏，军部再次要求进攻。副军长胡继成把124师、125师四个领导都召集到军前进指挥所开会。苏克之表态按照命令打。王道全、谭文邦介绍了情况，说美军已有准备，工事严密，还有大量坦克，火力很猛。会议上争论激烈，但王道全依然没有表现出一个师长应有的果断。就这样议而不决，眼看12月1日凌晨3时了，就算下决心打也晚了。当消息传回军指挥部时，军长吴瑞林的反应非常激烈。廖仲符赶回时，吴瑞林正在吃早饭，一怒之下把碗都摔了。吴瑞林对廖仲符说：“你再回去告诉他们，今天晚上一定要打！谁再说个不字，我拿他是问。”但此时已经太晚了。等到廖仲符再赶到前进指挥所，新仓里的美军已经撤退，战机就此失去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38军却抓住了机会，他们的113师在三所里和龙源里果断行动，彻底封死了美军的南撤路线，成功歼灭了美军的大批部队，赢得了”万岁军”的称号。“三十八军万岁！”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，亲自起草电报，传令嘉奖38军，从此，“万岁军”名扬四海。而42军却因为王道全在关键时刻的犹豫不决，错失了这个历史性的机会。战斗结束后，吴瑞林心里对125师的表现极为不满，特别是和38军的成功相比，42军的失利显得格外刺眼，他在指挥部中愤愤不平地说：“要不是因为他（王道全），42军也能成为＇万岁军＇！”事后分析表明，王道全的表现与125师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。125师在此战中的表现和林彪、刘亚楼给他们的评语是一致的。什么是”游击战经验多”？从某个角度来说，就是只能占便宜，不能吃亏，一吃亏就肉疼得不得了，心气就不一样了。在第二次战役中，42军穿插部队在新仓里遭到了美骑1师的阻击，指挥员临阵犹豫，攻击决心不坚决，没有穿插到位，使西线美军抢先夺路而逃。二次战役中，38军因穿插成功而一举成名，奠定了中国陆军部队老大的地位；42军则错失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。不过，虽然42军的表现差强人意，彭德怀却并没有太过责怪吴瑞林，他告诉吴瑞林：“美军这次损失也很大，双方都没讨到什么便宜，算是扯平了。”志愿军总部对此次失利也有客观的分析，认为不能苛求每支部队都达到主力军的标准。这就是”42军错失成为第二个万岁军”的来龙去脉，42军70年来一直对此遗憾不已。虽然42军在后续的作战中逐渐成长，在2年多的抗美援朝作战中，42军共歼敌2.8万余人，终于从二流部队中脱颖而出，但新仓里的那次失利，特别是王道全在关键时刻的表现，成为了这支部队永远的痛。